2021年8月，在CCTV的《鲁健访谈》栏目中，丁仲礼院士被问及西方国家的减排承诺时，表现得十分自信。他说道：“我敢预测，西方国家只是空口无凭。你以为他们会真正减少排放吗？等着看结果吧。”时光飞逝，到了2026年10月16日，德国总理默茨在布鲁塞尔发表了一句简练有力的声明：“内燃机的淘汰禁令已经成了历史。”与此同时，法德两国联合发布了一份文件，将原计划到2035年实现的欧盟新车“100%零排放”目标，调整为车队平均减排90%，剩下的10%可以不需要任何补偿，紧接着意大利也表示跟进。曾经被誉为“气候领导力里程碑”的法规，如今在两个主要经济体的发布会上被轻易拆解，显得无比苍白。默茨的发言省略了复杂的解说，简单明了，仿佛不需要顾及表面的体面。丁仲礼所说的“走着瞧”，如今已开始体现出结果。

欧洲在面临顺风时秉持规则，却在逆风中任意调整规则。在顺风阶段，欧洲常常强调规则、契约和自由贸易；而一旦局势不利，规则则是首当其冲遭到抛弃。早在2021年欧盟宣布“2035禁燃令”时，欧洲的汽车产业还在全球占据了一席之地，电动车的转型被描绘成了一条不可逆转的必经之路。那时的100%减排目标没有折中的余地，柴油车、汽油车和混动车都被纳入了同一条倒计时的轨道，质疑这项时间表的人被视为气候否认者。这种态度之所以得以维持，源于当时的顺风局，欧洲车企在燃油车时代的利润仍在，供应链也较为稳定，而中国电动车的威胁尚未显现到令人担忧的地步。

欧洲之所以敢提出“100%”的目标，部分原因在于其对合成燃料的信心。例如，保时捷在智利巴塔哥尼亚建立的Haru Oni工厂，曾承诺到2025年生产5500万升合成燃料，并在2027年达到5.5亿升。然而，到了2026年，其实际年产量仅为13万升，几乎全部用于赛车和公关活动，而量产的目标也被推迟至2029年。生产成本高达每升4.5欧元，远超普通汽油的价格。此外，合成燃料的能量转换效率仅为13%到15%，相比之下，纯电动车的效率高达70%到80%。在电价不菲的欧洲，使用五到六倍的能源来制造一升“绿色汽油”的账本显然难以平衡。而合成燃料未能成为“技术备胎”，使得纯电动车的发展也止步不前。最初寄希望于的电池制造商Northvolt在八年内耗费超过150亿美元，最终于2025年申请破产，主要原因在于其缺乏大规模生产能力，工厂虽然位于北极圈附近，却无法留住人才，核心设备又过于依赖中方供应，也拒绝在中国进行测试，结果导致产能仅达到既定目标的0.5%。

Northvolt的倒下使得欧洲车企对电池供应的依赖加剧，尤其是对中日韩等国家的依赖。与此同时，合成燃料的高成本与本土电池生产的乏力，使得到2035年实现“只售零排放车”的时间表在实质上已是不切实际。规则的制定往往是强者的体面，顺风时讲规则的成本可承受，但一旦逆风来临，体面也会随之崩溃。德国汽车工业是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柱，整个产业链从发动机到变速箱，再到配件供应商，直接或间接影响着数以百万计的就业岗位。然而，2026年上半年德国汽车业的就业人数同比下降4.23万，创下自200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，而在所有雇员超过20万的大型工业部门中，岗位缩减幅度更是位列第一。大众、奔驰、宝马背后的供应链牵动着无数家庭的生计及地区的税收。与此同时，欧盟的充电桩数量仅约110万个，距离2030年350万个的目标依然相去甚远。电池成本难以与中国竞争，而公共充电的价格让普通家庭难以负担。这种情况下，再向选民强调“2035年归零是庄严承诺”，显得无从兑现。

默茨并无需纠缠于逻辑，他只需一句：“禁令已成历史。”法德联合文件最直接的意义在于，所有新车的平均减排目标定为90%，这意味着车企只要多销售几辆纯电车，就能够继续销售一些燃油车和混合动力车。这显然不是“技术中立”，而是在数学上的放行。插电混合动力的效用因子得以放宽，2030年的阶段性考核延长至跨年计算，欧7排放标准的要求也随之松动，大排量的纯内燃机在混合动力的支持下得以喘息。所有的调整指向同一目标：保护欧洲车企在转型过程中不被法规逼死。

法国在此交易中的角色同样值得关注。虽然巴黎并非内燃机的坚定支持者，但其更关注其他利益。法德文件的另一面，法国要求将“欧洲制造”的门槛写入补贴和公共采购的条件：未来，想要获得国家补贴、购车优惠或参与公共采购的汽车，需在欧洲组装，零部件（不包括电池）至少70%的价值来源于欧洲产。在电池、电驱动系统以及关键电子系统方面，也需符合相应的比例要求。日本、韩国、土耳其等国将被排除在优先范围之外。德国的需求是时间上的放宽，而法国则希望设置壁垒。德国要求放松碳排放的限制，而法国则希望将中国的供应链挡在补贴之外。如果此项规定顺利通过，2035年的规则将最终变为“90%无强制抵消+技术开放+优先支持欧洲制造”。这样的规则改变的目的并非是重新审视碳排放的科学性，而是重新分配利益承担的代价。欧洲意识到，2035禁令的成本可能会压垮自身的工业基础，于是通过一份政治文件将经济压力转嫁到“气候承诺的可信度”这一抽象概念上。承诺看似无价值之时，撕毁它们便毫无心理负担。当默茨宣称“禁令已成历史”时，没有人会因此追责五年前的承诺。